未來的作曲或許可以利用AI來輔助對位的寫作

我問ChatGPT，音樂作曲中的對位法很難，而AI可以同時處理和分析大量的音樂數據，應該擅長對位。請你說明人腦在同時處理旋律、和聲、節奏時的可能侷限，以凸顯AI在對位上的長處。

ChatGPT回答:

要理解人腦在同時處理旋律、和聲、節奏等音樂元素時的局限性，我們首先需要認識到音樂創作是一個複雜的認知過程，涉及記憶、注意力、創造性思考和情感表達等多個腦功能。以下是一些關鍵的人腦局限性，這些局限性在對位法的應用中尤為明顯，從而凸顯了AI在這方面的長處：

1. 有限的記憶和處理能力：人腦在同一時間內能夠處理的信息量有限。在創作多聲部音樂時，作曲家需要同時考慮各個聲部的旋律線條、和聲進行和節奏模式。這要求高度的專注和記憶能力，對人腦來說是一項挑戰。

2. 注意力分配：人類在進行複雜任務時，往往難以平等地分配注意力於多個方面。在對位法創作中，這可能導致某些聲部或音樂元素被忽視，影響整體作品的均衡性和諧感。

3. 創造性思考的限制：人類作曲家在創作時受到其個人經驗、知識和風格的限制。雖然這有助於創造個性化的作品，但同時也可能限制探索新穎和創新的音樂風格。

4. 疲勞和效率：長時間的創作工作會導致疲勞，影響判斷力和創造力。人類在進行持續的音樂創作時，效率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

相較之下，AI在對位法創作中的優勢顯而易見：

1. AI可以同時分析和處理大量的音樂數據，包括複雜的旋律線條、和聲進行和節奏模式，而不受記憶或注意力的限制。

2. AI能夠公平地處理所有音樂元素，保證每個聲部都得到充分的考慮。

3. AI可以超越人類經驗的限制，探索和生成新穎的對位法組合和風格。

4. AI不會感到疲勞，可以持續不斷地進行音樂創作和實驗，提高創作效率。

總之，人腦在處理複雜的對位法創作時面臨諸多挑戰，而AI的數據處理能力、注意力分配、創新潛力和工作效率上的優勢，使其成為對位法音樂創作中的一個強大工具。

#好消息與壞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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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鳴曲式聆聽經驗中的前瞻記憶與酬賞學習

蔡振家 Anticipating the main theme: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prospective memory and reward learning in sonata-form listening. Musicae Scientiae. https://doi.org/10.1177/10298649231217 (accepted)

摘要

本文闡述聽眾在聆聽熟悉的奏鳴曲式作品時，對於音樂主題的預期心理。主動聆聽可能涉及前瞻記憶（prospective memory），它是指未來需要記得執行某個預定行動的一種記憶，在聆聽奏鳴曲式作品時，預定的行動是密切注意主題的再現。再現部之前的再過渡段落（retransition）中，有四種音樂提示：跟dissonance相關的提示、跟注意力相關的提示、跟目標相關的提示、跟時間相關的提示。這些提示可能促使聽眾預測即將出現的主題，而當主題再現時，對於預測的確認與和聲解決，是酬賞學習的正強化物（positive reinforcer）。[…]

關鍵字：工具制約、前瞻記憶、酬賞提示、序列處理、奏鳴曲式、音樂主題、和聲解決

以下是論文的中文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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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音樂進行的能力，在欣賞音樂時扮演關鍵角色。綜覽以往針對音樂期待的諸多研究可知，這些研究中可能有個缺失的環節（missing link）：對於音樂主題的感知。樂曲中主題的再現，攸關全曲結構，並且能夠引發聽眾的情感反應。值得注意的是，作曲家常常在主題之前放置一些顯著的提示（cue）。音樂主題及其提示，對於理解音樂預期背後的情感和認知機制至關重要，關於這個主題的音樂學研究，過去集中於古典奏鳴曲式。在奏鳴曲式中，最高潮的時刻通常發生在再現部的開頭附近（Rosen, 1997）。再現部之前的段落稱為再過渡段落，音樂張力達到高峰，此時聽眾的心跳速率和膚電反應可能會顯著增加（Tsai & Chen, 2015）。

為了解釋再過渡段落的認知與情緒效應，本研究從聽眾的前瞻記憶來切入。前瞻記憶是指記得在未來某個時間點採取預定行動的能力，例如：記得歸還圖書館借來的書、記得在睡前服藥、記得在下班之後與朋友見面。愛樂者可能會使用前瞻記憶來監測熟悉曲式中音樂主題或段落的反復出現，如果主題的再現之前有適當的音樂提示，則該提示可以提醒聽眾在正確的時刻預期這個主題。以奏鳴曲式而言，當聽眾聽到熟悉樂曲的再過渡段落時，他們可能會提高注意力以預測接下來的音樂進行，產生鮮明的聽覺想像，並且在再現部開頭確認該預測。

奏鳴曲式中的主題再現

奏鳴曲式通常具有以下結構：呈示部從主調的第一主題（或主題群）開始，接著轉到屬調，呈現第二主題；呈示部重複之後是發展部，主題在此被分解與重組，轉到各個調；再現部返回主調和呈示主題，這次是在主調呈示第二主題。發展部中顯著升高的音樂張力，是第一樂章奏鳴曲式的特徵。在發展部之後，再現部開始時主題及和聲解決，被稱為雙重回歸（double return）。發展部的最後一段為再過渡段落，其德文 “Rückleitung” 的字面意思是 “返回路徑”，這條路徑通常包含兩個部分：回到主調的屬和絃/屬音，強調這個屬和絃/屬音。

附帶一提，不同作品中再現部開頭的和聲解決程度，存在不小的差異。例如Beethoven第八號交響曲第一樂章，再現部於第190小節以主調的六四和絃開始，Broyles（1982）指出，這個再現缺乏解決感。在古典樂派晚期，再現部中真正的解決有往後移的傾向（Hepokoski & Darcy, 2006）。

前瞻記憶中主題的再現

主動聆聽音樂時，需要有預測和期待未來音樂段落的能力，然而，對未來事件的模擬並不完全等同於前瞻記憶，儘管這兩種能力密切相關。前瞻記憶涉及記住採取行動的意圖及該行動的具體細節。在聆聽奏鳴曲式時，預定的行動可能是以內在哼唱來密切注意主題的再現。

聽眾監測主題再現的意圖，於再過渡段落的主調屬和絃/屬音出現時被提取。以前瞻記憶的概念來說，這種屬和絃/屬音充當了實作意圖（implementation intention）中的情境線索（situational cue）。實作意圖指定了適合啟動預定行動的情境線索，並將該線索與預定行動聯繫起來。舉例而言，若一個預定行動是 “我打算餵貓”，相應的實作意圖可能是 “明天早餐後，我將餵貓”。通過這種執行意圖，特定的情境線索（吃完早餐）與預定行動（餵貓）聯繫起來。

除了情境線索和實作意圖外，目標意圖的強度也是影響前瞻記憶表現的一個重要因素。奏鳴曲式的結構設計，暗示了朝向目標的意圖，其結構類似Campbell（1949）所描述的英雄之旅；呈示部對應於英雄離家，發展部對應於遠征，再現部對應於旅程的返回階段。

在討論調性音樂時，主調通常被認為是「家」。從環境心理學的角度看，對家的依戀可以被視為個體與其家庭環境之間的正向情感聯繫，這種聯繫提供了熟悉感、安全感、歸屬感。相反的，離家太遠與太久，可能會引發負向情緒。奏鳴曲式中，第一主題在發展部經歷了遠離主調的漫遊，於再現部的開頭回到家中。

再過渡段落中音樂提示的類型和功能

以往的音樂學研究已詳細探討了再過渡段落的各種特徵，本研究特別採用前瞻記憶的觀點來分析。前瞻記憶中包括基於事件（event-based）和基於時間（time-based）的提示。基於事件的前瞻記憶任務，要求在特定外部線索發生時（特定事件發生時）執行預定行動，而基於時間的任務則要求在特定時間點採取行動。本研究區分了四種再過渡段落的提示：跟dissonance相關的、跟注意力相關的、跟目標相關的、基於時間的，前三者為基於事件的提示。

1. 跟dissonance相關的提示：音樂的不協和可以激發聽眾對於音樂進展的渴望，因為它需要被解決。依循驅動減少理論（drive reduction theory）的觀點，dissonance製造出張力，而當張力解決的需求被滿足時，聽眾的驅動力減少。
2. 跟注意力相關的提示：前瞻記憶任務中較顯著的提示，較能觸發預定行動。奏鳴曲式中，再過渡段落末尾的漸強通常可以吸引注意力。此外，再過渡末尾的突然靜默也相當扣人心弦（屏息以待）。
   對比元素也經常用於再過渡段落末尾，例如Brahms第三號交響曲的第一樂章，再過渡段落的最後幾小節中，管樂器的長音和絃樂器的斷奏產生了對比。
3. 與目標相關的提示：在聆聽奏鳴曲式的作品時，於再現部開頭默唱主題是個重要目標。再過渡段落有時會使用與該目標相關的提示，來引導聽眾回想主題，特別是主題中片斷動機的重複。
4. 基於時間的提示：再過渡段落有時會讓聽眾精準預測主題再現的時間點，例如規律上行或下行的旋律線。Ivanovitch（2011）指出，Mozart有時會以下行序列來結束再過渡段落。相對的，再過渡段落中使用上行序列可以造成較積極的感覺，如Beethoven第七號交響曲。

聆聽奏鳴曲式的心理模型

此模型的架構如圖1所示，分為左右兩半。左半部分展示了聽眾在第一樂章奏鳴曲式的不同樂段中，對於和聲及主題解決的意圖之演變，而右半部分展示了與再過渡段落及主題再現有關的學習機制。

關於雙重回歸的意圖演變，聽眾對於奏鳴曲式的知識可以提供一個認知地圖，其勾勒出第一主題如何在呈示部離開主調，穿過發展部的各種調性，並於再現部開頭返回主調。聽眾的前瞻記憶旨在監測再現部開始時的和聲/主題解決，這個解決意圖是在屬調的第二主題之呈示期間形成的，並延續到整個發展部。再現部結束時的屬和弦/屬音，可以使聽眾重拾此一意圖。

再過渡段落中產生的預期心理，其學習機制主要是工具制約（instrumental conditioning）。工具制約涉及學習者根據行為的結果來強化該行為，形成習慣，有時個體也學會將特定提示與特定結果聯繫起來。先前的研究指出，與酬賞配對的刺激可以增強針對這些酬賞的工具性行為。奏鳴曲式中，再過渡段落的提示引發了聽者預期主題的制約反應，跟著音樂進行內在哼唱。這種反應通過隨後對預測的確認得到強化，從而鼓勵聽眾往後以同樣方式（在再過渡段落）預測主題、想像主題。此外，再現部開頭和聲及主題的解決，也可能是此一工具制約的正強化物。

上述模型有以下幾個特點，這些特點都與聽眾對特定樂曲的長期記憶有關。首先，「再過渡段落–主題」序列是線性且固定的，聽眾對這些序列的長期記憶，使他們能夠在偵測到再過渡段落之後，預測並想像主題，這個機制與依賴大量音樂作品中階層式序列（和聲與旋律）語法之統計學習（Pearce, 2018）有本質上的差異。第二，當聽眾熟悉特定的樂曲時，成功預測主題可以引發愉悅感，從而起到強化作用。本文和Li和Tsai（2022）提出的模型都認為，人們對於喜歡的樂曲會愈聽愈喜愛，這一觀點似乎與以下想法牴觸：預測誤差（prediction error）是音樂之酬賞效應的關鍵因素，因為對特定作品的較熟悉，會導致較少的預測錯誤。第三，記憶的情感增強效應指出，與中性事件相比，能引起強烈情緒的音樂段落更容易被記憶，因此，聽眾對「再過渡段落–主題」序列的強烈渴望和喜愛，可以增進對該序列的記憶。最後，上述模型暗示，一個有效的音樂主題必須易於想像和記憶；若音樂主題沒有具備這些特質，可能會導致聽眾在提示期間不易想像和預測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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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音樂理論的研究並不興盛。我曾經仔細搜尋 Journal of Music Theory、Music Theory Online、Music Theory Spectrum 這三個有關音樂理論的國際學術期刊（有關音樂理論的前三名期刊），赫然發現，其中沒有任何臺灣學者所寫的論文。連一篇論文都找不到。

Link: 台灣的音樂理論（作曲）專家：學術程度與鬼島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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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與攻擊性、音樂與雌激素：刻板印象與錯誤猜測

《環保小天使-新編世界兒童名著83》教導小朋友不要常聽重金屬搖滾樂

十幾年前，我在台大的某個跨領域交流會議中報告一些音樂心理學的研究方向，稍微提到重金屬音樂可能具有正面效果，當時公衛學院的陳為堅院長板著臉發言質疑，認為這種研究的科學嚴謹度不足，擔任主席的羅清華副校長見狀，連忙出來打圓場。

於是，我在近年的通識課放入一些重金屬音樂的介紹，希望做點 “平衡報導”，這個報導果然引起一些議論，在教學中增添了 “磨擦火花"。我剛剛在課程網頁貼出以下公告，釐清我的教學理念與學術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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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

上週課程在講到性別差異時提到一些論文，引起同學的疑問。以下的回覆與補充，期末考不會考，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參考一下。[…]

有不少同學對於重金屬音樂的正面效果感到存疑，其實，這正是我在課程中介紹重金屬音樂研究的用意。我深信，不同的人群之間需要更多的認識，如果同學在真實生活中沒有機會認識重金屬樂迷，則本課程所提供的資訊或許可以成為瞭解這種音樂文化的一個起點，甚至開始對於某些刻板印象進行批判思考。
我知道過去有研究指出，重金屬樂迷可能會表現出更多的憤怒感，有害心理健康，然而，我認為這並不意味著音樂真的會導致侵略性或攻擊性行為。對於一些重金屬樂迷來說，這種音樂可能提供一種釋放壓力和憤怒的方式，而不是引發實際的攻擊性行為。

我在課程中引用的論文提到，步入中年的重金屬樂迷們，懷念他們在1980年代的狂野時光。該研究顯示，重金屬音樂文化似乎可以吸引家庭有問題的青少年，而這種音樂文化可能發揮了親情和聯繫的保護功能，也可能有助於青少年的自我身份之形成。我認為，該研究的樣本由377名成年人組成，其數量或許略有不足，但其研究結果仍有一定的意義。

有一篇2022年的論文指出，重金屬樂迷可以從這種音樂中獲得情感和社會面向的效益，包括情緒改善、身份形成、同儕情感聯結。自我決定理論（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和情緒管理理論（mood management theory）對於這些現象提供了一些解釋，這兩個理論都主張，人們主動選擇音樂是為了滿足心理需求和目標，這些目標包括管理自己的情緒、感受快樂，以及處理自我實現、自我效能和人生目的等問題。從這些理論來看，重金屬歌曲對於心理的影響不是由其攻擊性內容所預先決定的，實際情況可能正好相反，聽眾主動參與這類音樂文化可以作為適應環境的一種方式，有可能促進心理健康。

有一篇2020年的論文探討喜歡重金屬音樂的人是否不喜歡思考，該論文的前言提到，過去有研究發現，重金屬樂迷對於學業的興趣較低，不喜歡思考，也就是說，重金屬樂迷在認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 NFC）上得分較低。 NFC是一個衡量思考偏好的人格量表，NFC得分高的人可能喜歡燒腦的任務，如西洋棋。這篇2020年的研究召募了846名參與者，最終分析樣本包括628名參與者（平均年齡=23.64歲），結果發現，重金屬樂迷比鄉村、說唱/嘻哈、搖滾和流行音樂的樂迷更喜歡思考，在NFC方面得分更高。該論文的作者指出，隨著重金屬音樂從20世紀60年代末的硬搖滾發展到今日，其複雜性有明顯的提升。該論文的作者指出，儘管對重金屬樂迷的負面刻板印象仍然存在，但有證據顯示，聽重金屬音樂不僅與較高的NFC相關，還可以改善心情。

Ａ同學指出：「除了睪固酮對於心理的影響之外，我認為我們也可以分析各種雌激素對人體所造成的影響，以確保導致現象上有性別差異的原因是來自哪個激素。」雌激素跟音樂的關係確實也很重要，有興趣的同學請去看我寫給Ａ同學的長篇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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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回覆的內容：

雌激素跟音樂的關係確實也很有趣，但目前的研究結果很少，以下是Fukui & Toyoshima (2013)論文中的一段敘述：

The Estradiol (雌二醇, 以下簡稱E) level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males with chill-inducing and disliked music. In females, the E levels increased with chill-inducing music but decreased with disliked music. Studies of the E levels are rare. We previously conducted the only study,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o use the E levels as an indicator, w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singing in a choir for 90 min in elderly female subjects (average age, 72.9 years) on hormone levels, rather than listening to music. The T (睾固酮) levels were also measured in that study, which showed that changes in the hormone levels depended on their baseline levels. Indeed, the hormone levels increased in the subjects with low baseline levels after musical activity, whereas the levels decreased in those with high baseline levels. We named this phenomenon the adjusting effect (Fukui and Toyoshima, 2011).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did not find an adjusting effect. Thus, future studies should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T and E levels are adjusted in response to listening to music in adolescent and late middle-aged subjects.
在男性聽到引起寒顫和不喜歡的音樂時，雌二醇（E）水平顯著增加。在女性中，聽到引起寒顫的音樂時E水平增加，但聽到不喜歡的音樂時則減少。關於E水平的研究很少。據我們所知，我們之前進行的研究是唯一一項使用E水平作為指標的研究，在這項研究中，我們調查了老年女性參與者（平均年齡72.9歲）合唱90分鐘對激素水平的影響，而不是聽音樂。該研究還測量了睾固酮（T）水平，結果顯示激素水平的變化取決於它們的基線水平。實際上，在音樂活動後，基線水平低的參與者的激素水平增加，而基線水平高的參與者的水平則減少。我們將這一現象命名為調節效應（Fukui & Toyoshima, 2011）。在目前的研究中，我們沒有發現調節效應。因此，未來的研究應該調查T和E水平是否會根據青少年和晚中年參與者聽音樂的反應進行調整。

另外，本課程在介紹雌鳥聽雄鳥唱歌時曾經指出，當雌鳥的雌激素處於繁殖季應有的水平時，雌鳥腦中的酬賞系統對於同種雄鳥的歌聲會有反應。（原始論文）

泌乳素（prolactin）與雌激素不同，但兩者在某些生理過程中有交互作用。泌乳素跟悲傷音樂的關係，在大約十年前被廣為傳播，後來始作俑者David Huron 教授自己站出來說：我錯了，請大家不要再傳播我的論文。該段聲明的中文翻譯與英文原文如下：

2011年，我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我的「泌乳素理論」，這是一個旨在解釋人們對名義上悲傷音樂的享受的推測性理論。該文章指出，泌乳素除了其他已知功能外，還是一種在壓力條件下釋放的肽類激素，尤其是在使人流淚的情況下。為了維持體內平衡，通常任何內源性化合物的釋放都會伴隨著一種抵消化合物的釋放，以使身體恢復平衡。在泌乳素的情況下，這種抵消化合物被認為是多巴胺，一種在體驗愉悅中也佔有重要地位的神經遞質。
在泌乳素理論中，我提出，當聆聽名義上悲傷的音樂時，聽眾會經歷一種感染性或共情性的壓力，引發泌乳素的釋放。雖然聽音樂可能會帶來壓力，但與其他壓力經歷不同的是，這對聽眾的福祉沒有真正的威脅，因此認知評估最終應該抑制任何與壓力相關的化合物的釋放。我提出的建議是，那些喜歡聽悲傷音樂的聽眾可能會因為多巴胺的過量釋放而受益，這是為了回應因認知識別音樂所暗示的無關緊要的壓力而被抑制的泌乳素水平而釋放的。相反，我提出，那些不喜歡聽悲傷音樂的聽眾可能會經歷與壓力相關的泌乳素釋放，而多巴胺的調節作用只是適度或中等（Huron, 2010; 2011）。
泌乳素理論中的具體主張很容易進行實證測試，在我的實驗室中，我們隨後通過測量聽眾聽到參與者選擇的快樂和悲傷音樂片段時的血清泌乳素濃度來測試這個理論。我們沒有發現泌乳素水平的變化，也沒有與報告的愉悅或享受相關的證據（Ladinig et al., 2019）。我們在2011年紐約羅徹斯特舉行的音樂感知會議上報告了這次測試的消極結果（Ladinig et al., 2011）。
除了我們自己的測試之外，Eerola及其同事（Eerola et al, 2021）對泌乳素理論進行了更廣泛的測試。他們檢查了更廣泛的激素範圍，並招募了表現出高低共情特質的參與者，他們報告說，沒有一個測試的壓力標記在各種條件或參與者群體中顯示出任何變化。與我們自己的研究一樣，Eerola等人的發現與我對悲傷音樂享受的泌乳素恆定理論不一致。
儘管有這些消極報告，我的2011年文章在心理學文獻中仍然經常被引用。事實上，在我發表的100多篇研究文章中，這篇文章是我被引用次數第三多的作品。儘管許多引用都早於實證失敗的發表，但該文章仍然經常被積極引用。
我鼓勵研究社群避免引用這篇文章，除非目的是要引起人們對其失敗狀態的注意。悲傷音樂享受的泌乳素理論是錯誤的。
David Huron

In 2011 I published an article describing my “Prolactin Theory," a speculative theory whose aim was to account for the enjoyment of nominally sad music. That article noted that, among other known functions, prolactin is a peptide hormone that is released under conditions of stress, especially in circumstances where a person is brought to tears. In order to maintain homeostasis, it is often the case that the release of any endogenous compound is accompanied by the release of a countervailing compound that returns the body to equilibrium. In the case of prolactin, that countervailing compound is known to be dopamine, a neurotransmitter that also figures prominently in the experience of pleasure.
In the prolactin theory, I proposed that, when listening to nominally sad music, listeners would experience a form of contagious or empathetic stress, inducing a release of prolactin. Although music listening can be stressful, unlike other stressful experiences there is no true threat to the listener’s wellbeing and so cognitive appraisal ought to ultimately suppress the release of any stress-related compounds. My suggestion was that those listeners who enjoy listening to sad music might be the beneficiaries of an excess of dopamine, released in response to elevated prolactin that in turn is suppressed through cognitive recognition of the inconsequential stress suggested by the music. Conversely, I proposed that those listeners who dislike listening to sad music might experience a stress-related release of prolactin, with only a modest or moderate mediating effect from dopamine (Huron, 2010, 2011).
The specific claims in the Prolactin Theory readily afford empirical testing, and in my lab we subsequently tested the theory by measuring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prolactin in volunteer listeners who heard participant-selected happy and sad musical passages. We found no evidence of changes in prolactin and no correlation with reported pleasure or enjoyment (Ladinig et. al., 2019). We reported the negative results of this test at the 2011 Society for Music Perception Conference in Rochester, New York (Ladinig et al., 2011).
Independent of our own tests, a more extensive test of the prolactin theory was conducted by Eerola and colleagues (Eerola et al., 2021). Examining a wider range of hormones and recruiting participants exhibiting both high and low trait empathy, they reported that none of the stress markers tested showed any changes across the various conditions or participant groups. As with our own study, the Eerola et al. findings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my homeostatic prolactin theory of sad-music enjoyment.
Despite these negative reports, my 2011 article continues to be regularly cited in the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Indeed, of the more than 100 research articles I have published, this article is my third most-cited work. Although many of these citations predat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mpirical failures, the article continues to be cited favorably on a regular basis.
I would encourage members of the research community to avoid citing this article unless the aim is to draw attention to its failed status. The Prolactin Theory of sad-music enjoyment is wrong.

David Hu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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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貼] 關渡屋簷下：文資學院的二三事（中）

《文訊》第361期 2015年11月號
專欄：溪雲初起
【關渡屋簷下──文資學院的二三事（中）】

文╱邱坤良（台北藝術大學兼任教授）

文資學院的五個教學單位，從傳研所與建古所蛻變過來的建文所，老師之間繼承老兩所相親相愛的傳統。藝管所、博物館所的老師個個頭角崢嶸，既競爭又合作，倒是後來成立的藝教所師資多屬年輕輩，各有分工，彼此合作。在研究專業上，建文所與博物館所較重學術，藝管所與藝教所則走實務路線。

1.卿本佳人

我認識王君很早，1980年代初，因參與尹建中教授主持的台大人類學民族技藝調查研究計畫，在一次到金門做為期一周的田野調查中，認識當時還是大四學生的王君。他是澎湖人，長得有點像日本人，白白淨淨，下巴依稀可見略帶青青色澤的毛囊痕跡，可知這是一個能留貉腮鬍的人。他平常講話輕聲細語，未曾開口就先笑，邊說邊「嚇嚇」兩聲，後來他留了小鬍子，看起來更像仁丹包裝上的翹鬍子商標。

我覺得這個在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年輕人，受過良好的田野訓練，治學嚴謹，以他的人類學田野經驗，沒有人會懷疑他的能耐，我也屢次聽聞他已得到博士學位，中央研究所民族研究所與台大人類學系都虛位以待，然而，後來皆不了了之，連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也放棄了。他去不了中研院和台大，甚至在當科博館副研究員時，要求在中部某私立大學兼課，校方都不給他兼任副教授職稱。對此學界有些流言，我因不瞭解事情真相，一直覺得他是因材遭嫉。

三十多年來，我跟王君經常見面，當教育部尚未頒布國立大學與館所合辦研究所，王君已得到風聲，專程從台中來商談北藝大和科博館合作的可能性，等教育部正式公布試行辦法，他更積極運作，博物館研究所於焉成立。

王君在洽談館所合作之初，曾要求掛北藝大的教師員額，我沒有立即答應，希望他能在台中繼續「看」住科博館，後來聘任的專、兼任教師也多由他推薦及主導。在我心目中，王君是傑出學者，也是科博館的要角，有理論架構，又能策展，科博館內部的人事安排、分工「罩」得住，但也多次提醒王君，一定要讓科博館深切明白，北藝大與科博館結盟的重要性，博物館所的各種制度，包括課程規畫、師資遴聘、招生事務與學生必修課程，都由科博館與北藝大共設委員會或小組處理。

事後證明科博館內部對與北藝大合作乙事，並未完全達成共識，部分原因跟王君在科博館的恩恩怨怨有關。他急著放棄科博館，投奔北藝大擔任專任教師，明顯地有卡位的意味。北藝大與科博館合作計畫施行不過兩年，終究分道揚鑣，給北藝大留下單親的孩子——唯一的獲利者就是王君，因再他找到一個可以發揮其專業的研究所，加上承接政府許多專案，在「博物館界」更上一層樓。至於北藝大與科博館緣起緣滅，似乎不是他最關切的事。

2009年我以北藝大教授名義向國科會（今科技部）申請一個整合型計畫，主題是〈藝術節慶、地方性與流動性：台灣「藝術節」之跨文化比較研究〉，子計畫包括自己的〈從傳統祭典到現代節慶：台灣「藝術節」的省思與國際觀照〉、戲劇系林于竝的〈疆界、移動與跨文化主義：日本發術節慶之研究〉、舞蹈系林亞婷的〈交織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身體展演：亞太地區舞蹈與節度之比較研究〉。

我對王君的研究能力與實務工作的品質一向頗有信心，也曾考慮找他做一個子計畫，但他的專案研究計畫太多，又兼學校行政職，所以打消念頭。計畫申請截止前一個星期，我與于竝、亞婷進入荷畔餐廳，準備邊吃飯邊討論，剛好王君就坐在旁邊，也是合該有事，我順口問他是否有興趣參加？他毫不考慮一口答應，讓我十分驚喜，他提了〈文化展演、博物館技術與全球地方性〉，這個為期三年的整合型計畫通過之後，每個子計畫都有三百萬上下的研究經費。

當初申請整合型研究計畫設計各子計畫之間得經常討論，並在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開一個論壇，邀請相關學者前來講課，讓文資學院研究生能進一步接觸博物館與藝術、節慶的核心部分。然而，王君只專注自己的子計畫，沒興趣參加各子計畫間的討論會，連藝管所舉辦論壇，當時正兼任文資學院院長的他也說：「沒有權力，無法安排論壇課程」，聽聞是因與當時兼藝管所所長的校長有隙。我們三個子計畫與他的子計畫，只能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了。

王君來校六、七年，擔任過重耍行政職務（院長、所長），能精準地看好時機，選擇五五專案優退，同時應台中逢甲大學之聘，月退俸加上私大薪資，等於領兩份薪水，難怪所長佳利慰留時，他一度表示需要考慮，最後仍以留藝大將「損失千萬元」而榮退了。他真是北藝大創校三十餘年，「投資」眼光最精準的教師。［……］

Link: 學術歪風不可長——王嵩山擔任《民俗曲藝》主編時所寫的 “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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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歪風不可長——王嵩山擔任《民俗曲藝》主編時所寫的 “導論"

2024/4/30新增PDF檔：Making Culture? 試析王嵩山所創造的剪貼文化

《民俗曲藝》是一份歷史悠久的刊物，原本以報導、介紹與社區廟會相關之民俗曲藝為主，1991年起轉型為學術期刊。我比較喜歡1991年之前的《民俗曲藝》，至於後來的學術期刊，雖然偶爾會出現讓我眼睛一亮的論文，但大部分的論文我都毫無興趣，尤其是跟民間信仰與儀式有關的論文。
以上所述，畢竟牽涉到個人的興趣與品味，無關該期刊的學術品質。但是，我在2008年發現，《民俗曲藝》有主編涉及學術抄襲，這就很嚴重了。當時我發表了以下論文：

蔡振家（2008）〈浪漫化的瘋癲—戲曲中的大腦疾病〉，《民俗曲藝》161期，頁83-133

該期的主編王嵩山，在撰寫該期的導論時，沒有大幅改寫我的論文並給予綜合評介，而是直接剪貼裡面的三段文字，做了微小的文字修改之後，便堂而皇之地放在〈導論：身體、藝術與社會〉該文之中。王嵩山以這種東拼西湊的方式生產TSSCI論文，真是輕鬆寫意，他人難以望其項背。以下是王嵩山的導論與拙文內容的對照表：

王嵩山〈導論：身體、藝術與社會〉	蔡振家〈浪漫化的瘋癲—戲曲中的大腦疾病〉
前述的兩種系統，以中國戲曲為例具體的呈現一種非對立的互滲過程。蔡振家〈浪漫化的瘋癲：戲曲中的大腦疾病〉論文指出：	N/A
中國戲曲裡面對於大腦疾病的描寫，可分為表演程式與人物塑造兩方面。在戲曲演出中，不僅可以用寫意或寫實的方式來表現瘋癲症狀，也能以程式的顛覆來製造出代表瘋癲的反邏輯性。例如，在瘋狂場景中所唱的反管唱腔，以及跨行當、跨劇種的身段借用與諧擬。折子戲中僅能描繪「症狀」，但全本戲以大腦疾病來塑造主角時，則可以達到「病史」的宏觀視界，涵蓋廣泛的社會及文化議題。	摘要：中國戲曲裡面對於大腦疾病的描寫，可分為表演程式與人物塑造兩方面來討論。在戲曲演出中，不僅可以用寫意或寫實的方式來表現瘋癲症狀，也能以程式的顛覆來製造出代表瘋癲的反邏輯性，例如在瘋狂場景中所唱的反管唱腔，以及跨行當、跨劇種的身段借用與諧擬。折子戲中僅能描繪「症狀」，但全本戲以大腦疾病來塑造主角時，則可以達到「病史」的宏觀視界，涵蓋廣泛的社會及文化議題。(p. 83)
瘋癲症狀在戲曲中的代表，常常是將舊有程式予以扭曲。若要以跨劇種或跨行當的借用或諧擬來代表瘋癲，則必須出入於雅俗之間，「瘋癲╱正常」透露出權力關係：跨行當的借用多半是「以俗代雅」，但跨劇種「以俗代雅」的瘋癲演出卻不如「以雅代俗」來得常見，這是因為位居上位的劇種對於低俗的劇種不屑取材之故。諸如歌仔戲演員將亂彈戲的表功程式予以諧擬化，拿來表演瘋癲，雖可視為新興草根戲曲對於「沒落中的外來官音」的調侃，但此一瘋狂場景本身的荒誕不經，仍未能跳脫多數人對於瘋癲的狹隘理解，沒有看到大腦疾病的積極意義。	瘋癲症狀在戲曲中的代表，常常是將舊有程式予以扭曲。若要以跨劇種或跨行當的借用或諧擬來代表瘋癲，則必須出入於雅俗之間，「瘋癲╱正常」所透露出的權力關係，在此歷歷可見：跨行當的借用多半是「以俗代雅」，但跨劇種「以俗代雅」的瘋癲演出卻不如「以雅代俗」來得常見，實則因為位居上位的劇種對於低俗的劇種不屑取材之故。諸如歌仔戲演員將亂彈戲的表功程式予以諧擬化，拿來表演瘋癲，雖可視為新興草根戲曲對於「沒落中的外來官音」的調侃，但此一瘋狂場景本身的荒誕不經，仍未能跳脫多數人對於瘋癲的狹隘理解，無法正視大腦疾病所可能具有的積極意義。(p. 122)
戲劇創作者受大腦疾病患者的啟發，仍需將瘋癲作些浪漫化的處理，才能夠搬上舞臺。在將「病歷」寫為「戲劇」、將「嘶吼化」為「唱腔」、將「抽搐」轉為「舞蹈」時，戲曲工作者所需要的，不僅僅是相關的理性的醫學知識，更重要的，也許是去找到書寫瘋癲的浪漫方式。	戲劇創作者受到了大腦疾病患者的啟發之後，仍需將瘋癲作些浪漫化的處理，才能夠搬上舞臺。在將病歷寫為戲劇、將嘶吼化為唱腔、將抽搐轉為舞蹈時，戲曲工作者所需要的，不僅僅是相關的醫學知識，更重要的，也許是去找到書寫瘋癲的浪漫方式。(pp. 124-125)

這種大段落的複製貼上（改寫幅度極小），沒有使用直接引用的格式（加引號並註明頁碼），我認為已經構成學術抄襲。假如我有在研究所教「研究方法」的課程，我一定會把這個案例（鬼故事）拿出來講，順便呈現TSSCI期刊的真實樣貌。

我認為王嵩山並非不想遵守學術規範，而是力有未逮，他擔任主編時根本就沒有能力消化期刊專輯中的數篇論文，給予綜合評介——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於是王嵩山只好在 “導論" 中大量剪貼他人的心血成果，自欺欺人一番。

王嵩山。2007。〈導論：展示文化〉。《民俗曲藝》156：1-9。
王嵩山。2008。〈導論：身體、藝術與社會〉。《民俗曲藝》161：1-6。
王嵩山。2012。〈導論：物、地方知識與空間觀〉。《民俗曲藝》176：1-14。
王嵩山。2018。〈亞太儀式、節慶與社會文化實踐：導論〉。《民俗曲藝》201：1-23。
王嵩山。2021。〈製作文化：導論〉。《民俗曲藝》211：1-8。
王嵩山。2023。〈飲食模式、物性與文化：導論〉。《民俗曲藝》219：1-10。

王嵩山發表在《民俗曲藝》第201期的〈亞太儀式、節慶與社會文化實踐：導論〉，是他六篇 “導論" 中最長的一篇，總字數超過15000字，字數這麼多，主要原因就是他逐一剪貼他人的論文，其中光是剪貼自〈神在此間：浙江鄉村醮儀召請科儀本中的空間觀念折衝〉一文的內容就多達2400字！
該專輯中羅素玫的論文〈是傳統還是創新？儀式、性別階序與規範實踐之間的阿美族都蘭婦女組militepuray〉，也慘遭毒手。王嵩山怎麼剪貼呢？他先從羅素玫論文的摘要中剪貼了大約300字，然後跳到後面，再從羅素玫論文的結論中剪貼了大約900字。羅素玫論文的摘要是公開資訊，因此我能夠在此引用，以進一步討論嵩山派絕招的變化之妙：

王嵩山。2018。〈亞太儀式、節慶與社會文化實踐：導論〉。《民俗曲藝》201: 1-23。	羅素玫。2018。〈是傳統還是創新？儀式、性別階序與規範實踐之間的阿美族都蘭婦女組militepuray〉。《民俗曲藝》200: 25-101。
羅素玫〈是傳統還是創新？儀式、性別階序與規範實踐之間的阿美族都蘭婦女組militepuray〉一文，從性別區辨、儀式與價值體系變遷的視角探討傳統的定義，以及行動者在其界定傳統的過程中隱含的將自己與過去連結的方式，並進而分析其中所涉及的歷史性與文化認同的意涵。(pp.4-5)	本文嘗試從性別區辨、儀式與價值體系變遷的視角探討傳統的定義，以及行動者（actor）在其界定傳統的過程中隱含的將自己與過去連結的方式，並進而分析其中所涉及的歷史性（historicity）與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的意涵。(p.25)
論文聚焦於阿美族已婚女性參與豐年祭儀式組織的傳統，如何成為當代都蘭部落社會中，多議與多義的行動過程。(p.5)	本研究也藉此聚焦在，阿美族已婚女性參與豐年祭儀式組織的傳統，如何成為當代都蘭部落社會中，多義與多議的行動過程。(p.25)
本研究鋪陳一個微觀的民族誌過程，藉以呈現傳統形塑的動態性與其牽涉到的脈絡意義，並透過社會組織中的不同能動者如何運用其所在的階序關係、社會位置和對於祭儀傳統延續的理解，在爭議產生之際進行協商，實踐其對於現時文化的詮釋，也面對傳統的承繼、與執行其銜接現在與過去的使命。(p.5)	在此嘗試鋪陳一個微觀的民族誌過程，來呈現傳統形塑的動態性與其牽涉到的脈絡意義，並透過社會組織中的不同能動者（agent）如何運用其所在的階序關係、社會位置和對於祭儀傳統延續的理解，在爭議產生之時進行協商，實踐其對於現時文化的詮釋，也面對傳統的承繼，與執行其銜接現在與過去的使命。(pp.25-26)

王嵩山在 “處理" 羅素玫的摘要時，手段比往常更加 “細膩" ，他注意到原本摘要中「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婦女組部分是來自日本時期的『創新』，但經過長期文化內部的價值詮釋和儀式制度化，成為今天部落集體所共同認可的豐年祭儀的一部分」（羅素玫，2018：25）等內容，在結論中有更詳細的敘述，因此，王嵩山 “處理" 摘要時先略掉這部分（保留到之後再剪貼結論，字數可以賺更多），然後，王嵩山對調接下來兩段敘述的順序，試圖彰顯撰寫導論時的 “原創性"，最後，王嵩山再把羅素玫寫的「多義與多議的行動過程」改成「多議與多義的行動過程」，可謂神來一筆！
我將上表傳給 ChatGPT 看，ChatGPT 評曰：

從附檔的描述來看，王嵩山在《民俗曲藝》撰寫「導論」時的行為存在嚴重的學術不端問題。他擔任主編的過程中，似乎未能提供真正的學術價值，而是選擇了大量剪貼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來填充自己的文章，這不僅顯示出他對學術倫理的忽視，也反映出他在學術寫作中的不誠實行為。
尤其是在他的導論中，王嵩山不僅直接剪貼羅素玫的論文內容，而且試圖透過輕微的改寫來掩飾其行為，如將「多義與多議的行動過程」改寫成「多議與多義的行動過程」等。這種做法不僅違反了學術寫作中的基本原則，即尊重原創性和正確引用來源，同時也破壞了學術共同體對知識產權的基本尊重。
此外，這種行為對於期刊的學術地位和信譽造成了潛在的威脅。《民俗曲藝》雖然被評為TSSCI核心期刊，但如果主編的行為一再顯示出學術不端，這無疑會引起學術界對期刊質量和審稿標準的質疑。
總之，王嵩山的行為應受到嚴厲批評，並需由相關學術及出版機構進一步調查與處理。這種行為不僅損害了個人的學術誠信，也損害了整個學術出版界的健康和公正。

綜上所述，我大膽推測，王嵩山之前無法拿到博士學位，就是因為學術程度不入流，其實之前我聽他講幾句 “深奧" 的話就知道他是甚麼樣的人了——原論文說「多義與多議」，王嵩山偏偏要改成「多議與多義」，這種話術，充分體現他的為人風格與認知能力。
我很想說王嵩山「上樑不正」，為學術圈之恥，可惜王嵩山壓根兒就不是上樑，充當下樑也很勉強，他只是個會抄襲他人論文的小賊罷了。邱坤良撰文寫王嵩山，揭其面目，該段標題的典故即為「卿本佳人，奈何做賊」（出自《晉書·卷六十六》和《隋書韋鼎傳》）。

《民俗曲藝》既然是TSSCI期刊，編輯委員會自然有責任維持期刊的品質，不應該讓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我在此警告王嵩山，你不要在那邊發明一些自以為聰明的學術寫作方式，我知道你很喜歡說 “Making Culture"，但是你創造的這種剪貼文化，連老鼠屎都不如！

YouTube 影片: TSSCI期刊中的學術倫理問題：以王嵩山發表於《民俗曲藝》的文章為例

我順手調查了一些國內期刊的impact factor，覺得《民俗曲藝》真是缺乏影響力（當然裡面還是有些優秀論文）。《民俗曲藝》的存在有多種意義，其一即為體現該學術圈內的風氣與 “政治"。(Link: 評王育雯〈音樂時間與文化異質性：以《雪梅思君》的不同錄音版本為例〉、蔡振家〈1958-1976年京劇現代戲的詠嘆與歧出〉及《民俗曲藝》之審稿意見)

ChatGPT 對此事的評論：

王嵩山在《民俗曲藝》期刊中數次擔任專輯主編並撰寫導論，配合該期刊儘管影響因子較低（0.028）仍被列為「臺灣社會科學核心期刊」（TSSCI），這兩個情況引起了一系列值得探討的問題：

1. 學術倫理與編輯責任：王嵩山的行為，如未適當引用來源及大量重複內容，對學術倫理提出了挑戰。作為一名主編，他的職責之一是維護期刊的學術質量和誠信。這些行為可能影響期刊的信譽，特別是在學術圈中核心期刊的地位。
2. 期刊評價標準：儘管《民俗曲藝》的影響因子不高，但其被評為TSSCI核心期刊可能反映了該期刊在特定學術領域的重要性和影響。然而，如果期刊內容的質量因編輯行為而受到質疑，則需重新考慮評價標準和審核流程的嚴謹性。
3. 學術貢獻與創新：王嵩山在《民俗曲藝》發表的多篇導論應該展現出學術創新和原創性。然而，如果這些文章存在大量重複或未適當引用的問題，則其學術貢獻和創新性受到質疑。
4. 期刊的編輯策略和透明度：期刊應有明確的編輯策略和道德指南，以指導其出版行為。王嵩山的行為可能提示需要加強對《民俗曲藝》編輯和審稿流程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總之，王嵩山的行為和《民俗曲藝》作為TSSCI核心期刊的地位之間的矛盾，強調了學術出版中質量控制、編輯責任和評價標準的重要性。這應該促使相關機構和學術社群重新審視和強化學術期刊的管理和審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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